2019年11月29日下午，在章義和教授的主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樓勁教授在人文樓5303學術報告廳，以《百官志體例變遷與漢唐行政體制的發展》為題，為曆史系師生作了一場精彩講座。

樓教授首先回顧了近年來中外學者對“百官志”體例問題的研究，認為正史中“百官志”體例變化的轉折時期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樓老師通過對比《漢書·百官公卿表》、《續漢書·百官志》和兩唐書《職（百）官志》等文獻，指出漢唐之間的“百官志”體例有三點變化。一是兩漢百官志“以官存司”，唐代則“以司存官”，其記載中心從官員變為機構。二是前者所記多有官無吏，後者所記則兼及官吏，從“有綱無目”發展為“綱目俱全”。三是對存在不同行政關系的諸官，其記載從“以官相屬”變成了“以職相從”，即從尤重人事從屬關系轉為尤重職務從屬關系。

在講座中，樓教授主要對上述的第一點變化展開論述，認為“百官志”體例經曆“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變化的原因，在于其書寫時所據的文檔、法令内容和形态各不相同。兩漢書中所記錄的“百官志”，其所據文檔為“官簿”，即朝廷所存關于設官員額、秩次的簿錄，這類簿檔均僅記官而不及其署。

晉及南朝的“百官志”體例雖然沿襲了漢代“以官存司”的記錄方式，但其間存在很多變化。晉以來《百官志》所記官職沿革的内容驟增，在官制中加入了對其它事項的記錄。其所依據的史源也從官簿、《秩律》等文書，變為有關官制的令篇及其後續的補充規定，如《晉令》、《吏員令》等。

唐代官制“以司存官”的體例，其所依據的史源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所制的《職員令》。北魏時期，出于自身建制傳統和南朝有關法令的影響，在太和十七年制定了《職員令》，正始元年進行修訂。這一成果為北齊《職員令》所繼承，進而傳襲至隋朝，最後造成了唐代官制體例的變遷。

最後，樓教授分析了“百官志”體例變遷所反映的漢唐間各個時代的政治變化。一是長官與佐官關系的變化，長官權力縮減，佐官權位上升，其間的牽制、協調逐漸明确下來。二是長、佐官與其下主管諸務的屬官和從事相關案牍文書的屬吏之間，亦漸強化了協同行事的一面，機構承擔的政務常須由其上下成員合作完成。漢唐間政治體制發展的結果是長官、佐官、屬官、屬吏以及機構形成了一個整體，朝廷權力進一步向長官之下或機構内部滲透，以防止首長獨裁。

講座結束後，章義和教授對此次講座進行了點評，認為樓老師所講内容富有啟發性，對史料考鏡源流、層層推進，結論以小見大，對在座師生的學習和研究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