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4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前所長、研究員王建朗先生應邀做客我校曆史學系“大夏抗戰史系列高端講座”，在人文樓5303學術報告廳做了題為《戰時外交與中國的大國地位》的學術講座，講座由菠菜技术交流论坛曆史學系唐小兵教授主持，校内外師生數十人參與了這次學術活動。

王建朗先生從近年來學術界和公衆對抗戰中國的大國地位的質疑、探讨和論證切入，開啟了戰時外交與中國大國地位确立過程的話題。王建朗先生将戰時外交以1941年12月為時間節點分為兩個時期進行介紹。

首先，王建朗先生介紹了1941年12月以前廣泛争取國際援助的時期。1938年4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提出了“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自此以後，向全世界廣泛宣傳這一理念成為了該時期的主旋律之一。與此同時，日本提出要建立“東亞新秩序”。王建朗先生将當時複雜國際局勢下各國的态度與應對，分為“現存秩序的維護國：英美法”、“現存秩序的破壞國：德國”以及“特立獨行的國家：蘇聯”三種類型分别進行分析。在闡述各個國家的對華态度與和中國的交涉的過程中，王建朗先生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定見和易被忽視的視角，譬如是否存在“遠東慕尼黑”陰謀；德國從中立轉向親日之後沒有暫停對華提供軍火、德國顧問也依然活躍于抗戰前線；訂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幕後，等等。此外王建朗先生提及了戰時中日秘密接觸，認為不能簡單歸納為“誘降”等叙述模式，如何看待這些秘密接觸值得注意和思考。

  1941年12月之後，戰争的勝負大局已定，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轉變為争取大國地位。王建朗先生闡述了中國在這一時期走向大國、位列“四強”之一的曆程，包括領銜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廢除不平等條約；莫斯科宣言與開羅會議；參與創建聯合國等。既為大國，就需要承擔大國的責任，王建朗先生列舉了中國軍隊兩次出兵緬甸、支持朝鮮和越南的抗日運動、以及調解英印糾紛，以豐富的史料展現了中國踐行大國責任的積極姿态。同時，王建朗先生提出這些行動背後美國對中國的提攜作用值得注意。這一時期中國也在諸多方面積極參與了國際新秩序的建立，比如對建立戰後國際組織的構想，期待建立一個強有力、四大國起核心作用、遵循民族自決原則的國際組織。1942年7月國際問題讨論會提出的《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等史料均反映出當時朝野各界對新國際組織的期待與主要構想；《東方雜志》等的輿論也在探讨四大國應在戰後發揮領導作用等問題。這一時期對于四大國的權力，中國在主張适度擴大的同時并不主張過分擴張，且在殖民地等問題上認識比英美更徹底、深刻。另一方面，中國也緻力于推動确立合理的戰後東亞版圖。通過蔣介石的會談與日記、宋子文答記者問、開羅會議上蔣介石的回應等史料，王建朗先生還原了當時的中國政府在收複東北、收複台灣、琉球、外蒙與香港等問題上見解和态度的變遷。

最後王建朗先生提出中國當時面臨的一種“大國的困窘”，他認為當時的中國有大國地位而欠缺大國實力。但同時也不能因為實力的欠缺就否認中國的大國地位，上述論述已經充分論證了中國大國地位及其建立過程。總之，在世界秩序的變動與再造中，中國能明智地處理好敵我友關系，抓住機會，成為大國，并努力承擔大國責任，積極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建立，推動建立合理的東亞戰後版圖，盡可能恢複了中國曾經喪失的領土主權。但另一方面，中國未脫初登國際中心舞台的稚嫩，未能把握有利時機、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以古鑒今，王建朗先生在講座的結尾提到：如今談論所謂“百年大變局”又與兩年前有所不同，我們面臨着不同于以往的情勢：國家力量空前強大；而國際環境空前不确定。但若能從曆史中汲取經驗，理智處理國際關系，建立最廣泛的國際聯合，就一定能渡過危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在問答環節，王建朗先生與參與講座的師生進行了交流互動，細緻回答了聽衆提出的諸多問題，唐小兵教授認為王建郎先生的講座論證周密、史料紮實、洞見豐富，并且講座過程彌漫着濃烈的家國天下情懷。本次講座在掌聲中圓滿結束。據悉，抗戰史系列高端講座本學期共有三講，後續将有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長汪朝光研究員、近代史所副所長金以林研究員都将莅臨闵行校區曆史學系做相關學術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