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黃道炫教授就講座題目中的“會”做了背景交代。題目中的“會”非“會黨”，而是指“開會”。開會擁有相當久遠的傳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就曾提到北美母系氏族開會的例子。放之中國古代，仰韶文化遺址中亦有發現可容納多人集會的場所……人類一旦進入群體的階段，“會”就應運而生。但“會”真正成為一種社會運作機制，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大概是從近代開始。

黃道炫教授将其原因概括為：集群化、細密化、民主化，其一，近代社會技術的發展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溝通不僅限于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對話更加頻繁；其二，技術的細密化提升了交流的必要性，分工合作的完成需要有所計劃和布置，而會議可以幫助實現；其三，協商是民主無法繞開的特質，會議正是一種有效的手段。

回到講座的主題，“根據地的會”偏重于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産黨的會議。一方面會議本身具有集體性，而共産黨就是一個集體性的政黨。另一方面，共産黨又是一個極具現代性的政黨，這一點在其對會議這一手段的利用中得到體現。以座談會這一形式為例，早在20年代末期報紙中就出現了有關座談會的記載，并非共産黨的首創，卻被其廣泛運用，正體現了共産黨對現代性的敏感。從現實情況考慮，座談會這一形式的優勢在于一問一答，緩解了因方言造成的溝通不暢的問題，有利于有效溝通，亦展現了中國共産黨工作的細緻與“生根”。此外，黃道炫教授還對史料中的聯席會與鬥争會等會議形式進行了解讀。

黃道炫教授概括會議的功能，最主要的是決策，第二是貫徹上級的意圖，第三是經驗的傳遞，第四是溝通讨論，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共産黨的會多”這一現實，既讓很多人産生了“會議依賴”，又伴随着諸如誤工、參會積極性降低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一些共産黨人也曾提出以報紙代替會議的構想，但實際上報紙很難完全承擔起會議的責任。開會所具有的現場感、儀式感，以及面對面口語化的交流、情感的表達和傳遞，都是以報紙形式無法實現的。

講座最後，楊奎松教授以自己做國共關系史時的一些發現，與黃道炫教授進行了探讨。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國民黨人對如何召開會議經驗不足，蘇聯方面在會議籌辦中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在會上，國民黨代表的意見五花八門，很難統一，而中共代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意見非常一緻。究其原因，中共習慣于在會前先集中開會定調，統一口徑，再參加聯席會議。故“共産黨的會多”亦與其工作細緻、部門多，需要層層落實有關。

随後進入提問環節，與會師生踴躍參與，就面向普通民衆的座談會如何開展、新文化史取向在黨史研究中的發展前景、會議文化與黨内民主的曆史聯系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讨。在各位的熱情交流之後，本次講座圓滿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