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6日晚，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李帆教授以線上形式做客“大夏中國史名家講壇”，并做題為《曆史學家的情懷——從錢穆與顧颉剛的學術論争談起》的學術講座。本次講座由菠菜技术交流论坛曆史學系瞿駿教授主持，共有近二百位校内外師生參與此次活動。

李帆教授首先從《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貢獻講起。1919年後，錢穆讀康有為《新學僞經考》，經多年鑽研，“深病其抵牾”，特撰長文《劉向歆父子年譜》，就此奠定其學術地位。關于《年譜》，錢穆基本依據《漢書·儒林傳》及相關史料，梳理出從劉向出生至劉歆、王莽死亡為止的經學史實，并逐年排列，将各家各派師承之家法和經師論學的焦點、諸經博士間的意見分歧意義凸顯，證明康有為《新學僞經考》認定劉歆僞造古文經，不通之處有二十八端。他認為，無論從時間、僞造手法和旁證、僞造目的或是經書淵源和内容上，都不能得出劉歆遍僞諸經的結論，康有為力主劉歆造僞之說，純是為其托古改制的目的而杜撰的。

1929年夏，顧颉剛自廣州赴燕京大學任教，拟主要講授康有為今文經學，中途與錢穆會于蘇州，覽讀《年譜》，雖其内容“不啻特與颉剛争議”，但顧颉剛并不介意，将其文章發表于1930年6月的《燕京學報》第七期，後編入《古史辨》第五冊，還将錢穆先後推薦到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任教。從此開啟了錢穆人生和學術的重大轉折。而《劉向歆父子年譜》以詳實證據一舉摧破康有為之說，在學界引起震撼，對中國經學史的研究作出劃時代的貢獻，更觸及了當時學術界關注的大問題——經今古文之争。

從經史關系變化的角度來看，在中國傳統學問中經史之學占據主導，而經學更處核心，清末以來史學地位大大提升，史學革命或新史學運動火熱展開，社會反響巨大。進入民國後，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被視作舊文化、舊學術代表的經學地位一落千丈。到錢穆登上學術舞台之時，正統意義上的經學已分崩離析，其内容分解到現代人文社會各學科中。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是典型的以史學治經學的作品，“于史學立場，而為經學顯真是”，在深層次上解決了兩方面的問題：其一化解了經學上的門戶之見；其二對“六經皆史”之成說有所突破，為中國現代史學開辟了道路。

随後，李帆教授就顧颉剛與錢穆的争論作詳細展開。顧颉剛受今文經學“疑古惑經”的啟發，在《古史辨》中懷疑經書，進而辨析古史。其思想主要取法今文，尤其是康有為的觀念，所以并不認同《年譜》，其撰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承襲康說，認定《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左傳》都是劉歆僞造或改造的。錢氏應顧之請為前文寫評論，指出：顧的論斷可用曆史演進和傳說流變加以說明，這本是顧氏所長，而不必歸于劉歆作僞。顧氏再陳，隻要清今文家的曆史考證大體不誤，就可以作為說明問題的曆史資料。由二人之争論可見，其争論的核心雖仍是經今古文問題，但其實是現代意義上的史學之争，雙方所信服者都是各自所認可的曆史考證結果。進一步考察二者史學理念的差異，可以看出錢穆是在總體上非“疑古”的宏觀視野下，于具體微觀領域“疑”而“考”之；而顧颉剛則在“疑古”的大思路下，對前人的某些具體論斷信而采之，皆有“疑”但方向不同。二者圍繞經學問題展開史學層面上的學術讨論，不僅為此類問題的研讨樹立了典範，且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中國史學擺脫政治化傾向，在學術道路上健康前行奠定了基礎。

講座最後，李帆教授就學術情懷與學術精神作五點提示：一、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學者秉此公器以寬廣胸懷追求學術真理；二、學術上的不盲從和獨立思考精神：敢于挑戰權威，堅持獨立思考；三、破除門戶之見，一以學理為歸：從學理出發，以現代學者的學術訓練探讨問題，不帶或少帶門戶之見；四、平等讨論、自由協商：雙方以平等态度、自由協商精神讨論問題，尤其是顧不以勢壓人，體現了現代學者的時代精神；五、時代氛圍和學術風氣：有自由讨論的時代氛圍和學者間正常學術批評的風氣（批評與反駁），對今日學風有諸多啟示。

在提問環節，與會師生參與踴躍，就如何理解顧颉剛的“疑而信之”、胡适和錢穆的學術交往等話題展開讨論。本次講座在大家的熱烈互動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