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8日下午14:00，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所長、研究員汪朝光先生應邀做客我系“大夏抗戰史系列高端講座”，在人文樓5303學術報告廳做了題為《抗戰中國的戰略籌劃與運用——以國民政府的因應為中心的讨論》的學術講座，講座由菠菜技术交流论坛曆史學系唐小兵教授主持，校内外師生數十人參與了這次活動。

  汪朝光研究員與唐小兵教授從電影《八佰》切入抗戰中國的戰略籌劃與運用。汪朝光認為，“抗戰中國”是一個總的概念，實際上，從中國抵抗的角度，又可分為“以國民政府為中心的正面戰場”與“以中共為中心的敵後戰場”兩個方面。這次報告主要探讨以國民政府為中心的抗戰戰略籌劃與運用。

汪朝光研究員分三個時段進行了闡述。1931-1937年為第一階段，認為這一時期國民政府的因應可概括為“守住底線”。具體表現為：國民政府不承認日本侵略東北的合法性，也不承認日本在東北扶植的僞滿政權的合法性；守住華北的國家主權，進行局部軍事抵抗；同時注重外交周旋，争取國際支持；和日本也保持着一定的交涉渠道，以和備戰；在國内逐步開始抵抗日本侵略的各項準備，為抗戰争取時間。采取如上戰略的原因，主要出于當時種種無奈的現狀：軍事方面的直接準備不足；以當時中國的經濟、社會基礎也無力進行現代作戰；地方派系林立與國共關系緊張等國内紛争也對備戰造成了影響。國民政府能“守住底線”，為全國抗戰争取了準備的時間；但妥協較多、整合不夠，造成民衆感受偏負面，不利于全國性動員。這一時期國民黨的失誤，還不僅在于政策是否妥協，也在于未能在各個層面主動引導社會輿論，将民間訴求引向抗日。

1937-1941年為第二階段，該時期國民政府的因應為“苦撐待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争後，國民政府審時度勢決定抗戰，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在戰争過程中，國民政府堅持了抗戰立場，調整了内外政策，争取友邦，以空間換時間。但是面對強敵入侵，正面戰場連連失利，外乏有力支援，隻能獨立支撐，故稱“苦撐待變”。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國際妥協綏靖、主要大國對華支持不夠；同時國内戰場失利，又有汪精衛投敵等逆流；國民政府固然提出了諸如“抗戰建國”的内政改革口号，但主動作為遠遠不夠。這一時期的發動抗戰、堅持抗戰固然難能可貴，為勝利奠定基礎，但沒有為因應長期戰争進行全面改革，因此也未能凝聚更多的民心力量。

      1941-1945年為第三階段，概括為“國際合作”。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成立，國民政府抓住機遇，與同盟國協調合作，尤其着重外交開拓，形成對己有利的态勢；同時支持周邊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運動，擴大對外影響力。最終，中國跻身“四強”，收回了若幹重要國家權益，如廢除不平等條約體系、收回了東北和台灣等。國民政府在這一時期順應國際大勢，創造有利時勢，審時度勢地進取，最終取得近代反侵略戰争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然而同時在内外均有所懈怠、漸趨保守、謀劃消極，因而在國際上未能争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在國内也未能實現戰時改革目标和穩定發展。

汪朝光研究員總結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戰略籌劃與運用，基本點在于：情勢不利時堅守底線、耐心周旋，情勢有利時抓住時機、有所作為；同時以自己的努力，創造有利時勢，争取盟友。這樣的戰略籌劃與運用基本是成功的，實現了以弱勝強的戰争目的，也避免了日本犯下的不谙時勢、急躁冒進、一味蠻幹、自我樹敵的戰略之誤。此外，他還進一步提出了幾個可以深入讨論的議題，如：與英美相比，日本對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缺乏深刻認識、與之發生正面沖突；國際關系層面，日本由“協調外交”轉向“自主外交”，以至于逐步陷于國際孤立；面對中國複雜的内部關系，日本也往往采取直接支持某一派别的淺薄做法，陷入中國内部矛盾的同時又與其他大國形成矛盾。

在問答環節，汪朝光研究員與參與講座的師生進行了交流互動，細緻回答了聽衆提出的諸多問題。唐小兵教授認為，汪朝光研究員的講座條分縷析、抽絲剝繭，聚焦于重要問題、提出了深刻反思。講座在掌聲中圓滿結束。

本學期抗戰史系列高端講座共有三講，王建朗研究員與汪朝光研究員的講座已經順利落幕，後續還将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金以林研究員莅臨華師大闵行校區曆史學系，進行相關學術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