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6日上午9：50，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副研究員兼世界史系副系主任的李騰老師應大夏曆史系列講座的邀請，于曆史學系1206會議召開了主題為“‘12世紀文藝複興’的百年嬗變”的學術分享。本次講座由菠菜技术交流论坛曆史學系的張銳老師主持，我系朱明老師、李海峰老師、劉偉才老師、童欣老師參加，活動吸引了系内外學生近60人。

講座開始時，李騰老師提到，同學們應當對“文藝複興”這一名詞并不陌生。1840年，已有法國學者提出“12世紀文藝複興”的概念，認為10-11世紀時北方蠻族侵擾減少，歐洲處于相對和平的狀态，這為12世紀文藝複興的發生打下了基礎，而這一概念直到1927年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紀文藝複興》一書的出版才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

最早系統地闡述“12世紀文藝複興”這一概念的是法國史學家讓-雅克·安托萬·安培（Jean-JacquesAntoineAmpère，1800-1864），他認為歐洲共有三次複興，第二次是11世紀末時法國出現的知識運動開啟了中世紀的大門，從此“思想有了偉大的活力，藝術也獲得了新的驅動力”。而接下來的埃米爾·格巴爾（ÉmileGebhart，1839-1908）則保持人文主義視角，作為一名保守的天主教徒，其研究體現了民族主義與教派思想的結合。他認為，文藝複興的根源于特征是個人靈魂的覺醒與個人價值的發現，而這應當追溯到12世紀的法國。

作為12世紀文藝複興的核心特征，經院哲學的出現是現代精神對權威的第一次反抗。為了闡述經院哲學與12世紀文藝複興的關系，格巴爾建立了一個宏大的曆史框架，得出查理大帝之後帝國（德國）、學術（法國）和教會（意大利）這三種權威之間的融合、博弈促進了歐洲文明的進展。格巴爾認為經院哲學對曆史發展的影響比普世帝國、封建制度乃至市鎮公社都更為持久，而經院哲學從抗拒權威的武器變成思想禁锢的工具，則象征着“12世紀文藝複興”的逐漸衰落。

伴随着經院哲學的本心喪失，文藝複興開始由法國轉向意大利，中世紀大學成為12世紀文藝複興的重要标志。英國學者哈斯廷斯·拉什道爾（HastingsRashdall，1858-1924）以中世紀大學為突破口來考察中古時代的文藝複興，成為這一領域的開創者之一。中世紀大學在12世紀最後30年建立，作為人類文化的彙聚地，深刻影響到了後世學科劃分的标準——神（造物主）隻是背景，對人（有理性的受造物）本身的探讨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至此，李騰老師對“12世紀文藝複興”的基本特征予以介紹：

其一，以大學為核心視角，論證了大學系統之特征與12、15世紀文藝複興的密切聯系，從而體現出兩次文藝複興的緊密聯系；

其二，強調了12世紀中期前後的文化高度繁榮（阿伯拉爾），但同時開始強調經院哲學對于“12世紀文藝複興”的反噬；

其三，在12世紀文藝複興之諸多要素之中，特别強調了中世紀時期的大翻譯運動和科學研究之興起；

其四，引發了學界的廣泛呼應，極大推動了“12世紀文藝複興”概念及其解釋框架的發展，催生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第一個“12世紀文藝複興”研究熱潮。

對“12世紀文藝複興”這一概念的普遍接受始于1927年哈斯金斯《12世紀文藝複興》一書的出版，但學界也不乏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如佩托質疑曆史應該是漸進發展的，不能以“複興”概念武斷分割；威廉·A.尼茨（WilliamA. Nitze）對拔高12世紀的文化地位一直持否定态度。他認為，自覺的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awareness）是意大利文藝複興同古典文化和12世紀相決裂的核心，并反複申說“文藝複興”這個概念的濫用隻能使問題更加複雜化。愛娃·馬修斯·桑福德（EvaMatthewsSanford）則認為“12世紀文藝複興”在教學上雖然具有實用性，但也容易産生極大的誤導。在她看來，12世紀的文化運動本身就可以看作是重要且具有獨立價值的文化發展現象，不應當過度強調它與過往或未來之間的關聯性，這會導緻中世紀本身特征的喪失與磨滅。

正如學者們提出的質疑那樣，哈斯金斯的理論在當時雖然成為了“12世紀文藝複興”研究範式，但該範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過度關注和對照布哈克特的論述，更關注于世俗社會的變化，對宗教領域（如教會法、政教之争）的讨論有重大的缺失；盡管努力想要突破布克哈特的理論，但反而更加局限于丢古典文本的闡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的“文藝複興”是布克哈特在古典文化複蘇意義上的“文藝複興”。

在對19-20世紀“12世紀文藝複興”研究成果和理論進行細緻梳理後，李騰老師提出了他自己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在研究這一主題時，應該選用新材料、新模式，還是迎合新的主流？老師認為，該運動真正的核心在于一種進取精神的複興，代表着對更高層次知識與學問的熱愛，并囊括了文化從精英向大衆階層廣泛傳播的過程，這其中的内涵遠遠超過了重新發現古典拉丁文之美妙的限度。研究範圍的擴大，研究邊界的拓展，都表明了這場運動背後所蘊含的勃勃生機。無論是模糊的“自覺意識”，還是寬泛的“人文主義”，都難以涵蓋這場文化運動中包含着的衆多領域，這同時也是一場世界觀的革命。

在研究“12世紀文藝複興”時，有時會對神學這一重要因素缺乏關注。針對這一問題，大衛·諾爾斯有自己的新理解——對哈斯金斯來說，以“文藝複興”來命名為強調古典因素和異教元素，着意摒棄天主教的宗教思想世界，并将經院主義的最後僵化視為複興夭折的主因。諾爾斯卻認為12世紀文藝複興的發展最終的豐碩成果，最完整地體現在神學系統的建立上，對此加以研究，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12世紀時期的文藝複興運動。

同時，替代詞“Reformation”和“Revolution”的出現，也表明了研究領域的新思路與新變化。當布倫達·博爾頓（BrendaBolton）和賈爾斯·康斯坦伯（GilesConstable）使用“reformation”一詞來形容12世紀的時候，對于這一名詞的選用及其内涵也并沒有清晰的界定。他們希望以此強調這一時期在宗教生活中的巨大變化，而這一點在哈斯金斯的論述中幾乎是被完全忽略掉的。而羅伯特·莫爾在使用“第一次歐洲革命”的時候，對“revolution”一詞也沒有詳細的界定，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相對被忽略掉的社會、經濟和制度力量上。

講座逐漸進入尾聲，李騰老師對12世紀文藝複興的曆史地位進行了簡要小結，認為在進行研究時應當克服“反布克哈特主義”，不應該比照15世紀文藝複興的寫法來看待12世紀文藝複興，并提出未來在進行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要具有“全球中世紀”的視野，将神學與教會納入考察範圍之中，德意志的文化地位也需要更多重視。再次感謝李騰老師為華師大的師生們帶來的精彩講座。

（供稿：溫子昕）